4月煤炭市场价格走势预测

终始相维，开端预定了其后的发展与流衍。

二是有辨，辨人伦之道、是非善恶，这是人之为人之所在，是人不同于禽兽之处。（《性恶》）此不涉及善恶。

（同上）人为什么会做出违背情然的道德行为呢？就是因为心虑，就是因为伪，心虑就属于伪，故说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这里的能指能力，心虑的同时又有能力表现出行为，这当然不是一般的行为，而是追求善的行为，所以荀子说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就是郭店简从为从心的*，就是说善是来自心的思虑及行为，这显然就是肯定心善了。又如《非相》篇云：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据知网的统计，《荀子人性论辨正》一文被引用164次，下载8029次，在我发表的论文中引用率和下载率都是比较高的。徐先生又指出，荀子虽然也肯定心的主宰性，但与孟子的主宰心不同，因此不能认为荀子也主张心善。至于《性恶》，由于提出好利好声色疾恶，故荀子不再是顺性，而是要逆性，要化性起伪，自然认为好利好声色疾恶本身就是恶，荀子是结合了恶因与恶端来谈论性恶的，而不是如杨泽波所说的，荀子没有考虑到恶因，而仅仅是以结果论恶。

在肯定了性善说的积极意义后，徐先生又说到：另一面主张性恶的韩非（荀卿实际是主张性恶而心善的）认为，君臣之间，君民之间，完全失掉信任感，不能不想出各种权诈的方法来加以防备，加以钳制。《礼论》提出了性者，本始材朴，但从语境上看，其性主要是指吉凶忧愉之情以及对亲人的爱，而其所谓伪主要指礼义之节文。事后，各国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将私有债务公有化，并帮助那些有外债的地方私有企业。

货币主义者对于这次危机的意识形态反应就是，通过本次危机成功地将造成不稳定和收支失衡的责任归咎于突出的贸易顺差国（石油出口国），并同时合法地将系统性调整的重担转嫁给纳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外围国家。实际是，由于投资率高，中国的总货币储蓄量(其中包括政府赤字支出，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留存及再投资的企业的利润以及国外融资)高，在众多因素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来自欧美的总需求的反应O中国与日俱增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是这些进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当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美国自6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财政赤字，这些赤字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因为越战和凯恩斯主义导致的。?考虑到自经济危机初期以来沃尔夫的一贯姿态，那么奥巴马政府甚至小布什政府对此事件采取或多或少相同的立场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仍然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城市失业率相当高，农村一直处于贫困状态(这不是压缩消费的问题，而是低生产率的问题)。很明显，在此背景下，债务人也有机可乘。

?在保罗·克鲁格曼早期的博客中，他的批判性的评论并不多，然而在2009年10月22日的专栏中，他与上面提到的本·伯南克和盖特纳站在同一立场并以更加严厉的态度批判了中国。剩余的资本流入(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及短期的外国借款)可以理解为隐含债务……最终都是要由中国偿还的。?但是中国反而选择了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的基本稳定。通常认为高额的家庭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预防性质的，意思就是，家庭储蓄率之所以高，就是因为健康和教育成本不断增长以及社会保障及公共养老金缺乏。

没有完成降低GDP中投资份额的比例这一目标也是由于别无选择。这种转移焦点的做法后来上升为修辞学上的机会主义：反复把焦点放在经济危机的表象上，仿佛这些表象才是危机的真正原因。于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美国公司从它们的亚洲基地向中国提供高端零部件在中国组装。另外，他认为全球有效劳动力供应的大幅增长，以及全球新兴信贷方极端的风险转移，是造成以上几点的原因。

1982年，从墨西哥开始，那些大的拉美债务国纷纷出现经济停滞。当时普遍认为，尽管石油输出国的贸易顺差不是国家收支失衡的诱因，但却确实加剧了这种收支失衡。

由于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率以及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率一直持续增长，所以可以推断，2001年后，家庭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率还在进一步下降。薪资压力可能也助长了对借贷的依赖，因而助长了21世纪初的信贷泡沫。

拉美国家或主动或勉强地将大量的私有合同债务公有化，而且还采用通过削弱国家经济以求快速产生贸易顺差的稳定性政策以维护这些公有化债务。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此外，资本流入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对美国金融资本的有效补贴，中国为其境内的外资和相关的冲销操作所支付的报酬率，大大高于其为冲销外资的流入而持有的外国货币(大部分以美国国库券的形式持有)所获得的收益率。非金融部门储蓄份额的增长是由于整个行业的盈利能力加大，而不仅仅因为是国有企业。有人认为，中国在国际上占有强大的地位，因此中国应当舍弃积累储备的防御策略进而积极地通过加强开放政策、减少对其汇率的干预来调节国际货币和贸易系统的失衡。这种信贷回流以资金流入的形式进入按揭贷款（例如，中国央行购买了由美国政府支持的房地美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发行的债券），创造不动产繁荣，使家庭将其资本利得通过股票净值提取的形式，转变为超过其收入的消费。

克鲁格曼在相关的博客中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将当前的危机清楚地界定为流动性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零利率，我们也会开始出现储蓄过剩问题。然而，根据他们最新的数据显示，农村家庭储蓄率在1999年时达到峰值28.6%，之后到2004年都一直在下降。

以此方式，眼下，在危机发生中，一场意识形态的重建活动开始了，并且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以凯恩斯的名义进行，却严重扭曲了凯恩斯的大部分核心观点。?相反，沃尔夫将注意力放在了重新平衡全球需求的问题上。

面对国际流动性剧增和可能的通货膨胀的发生，目前中国自己的外汇储备很可能在中期就快速消耗殆尽。正如上文所讨论的，这可以通过对贸易平衡的区域分类研究推断出来O它揭示出中国对美国及欧洲产生巨大贸易顺差的模式，与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东亚及东南亚产生巨大贸易赤字的模式相似。

在更详细地谈及后进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收支失衡中所扮演的角色时，简·克勒格尔(Jan Kregel)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贸易平衡恶化的另一面是在全球市场上运营的美国公司过去10年收益率增加。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与供给主义(新古典主义)的解释相比，凯恩斯主义更适合用来解释当前的情况。很显然，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还是典型的后进外围工业化国家的特点，这种增长的爆发通常以经常项目赤字而告终，最后需要紧缩政策来补救。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顺差在持续增长——同样，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在增加。

比如说在1998年，中国政府对东亚经济危机的第一反应其中一条就是剌激内需，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这也成了中国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资本项目增长比经常项目增长早大约3至4年的时间，这表明经常项目增长是由被资本项目引导的国际生产及销售的重组而产生的，这和上文贸易资金流动所反映的国际经济结构一样。

这样也将有助于增加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其次，本文研究了主流经济学家是怎样迅速地推断出当今金融危机是正在崛起的东方外围国家的储蓄过剩的问题。

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看，合理的逻辑推论应该是：美国的总需求推动了其外部不平衡，随之又推动那些以服务美国需求为导向的经济体的不平衡，这主要是通过调整那些经济体的投资需求实现的，而其总货币储蓄又因之被调整。他列举了由高盛集团文件所披露的两个显著特点（全球实物资本回报率的增加及股票风险溢价的增长），然后他又增加了一点：许多工业品的美元价格面临强大的下行压力。

?威德对这场危机的理解非常简单，那就是，本次危机其实就是国际收支失衡与信贷回流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应对出口下滑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不仅成功了，而且还立刻为石油输出国带来了影响，那就是它们在短时间内难以吸收的大量的贸易顺差。值得注意的是，数年之前，布什政府已经考虑到这一威胁了，但还未表态。尽管还有包括投资组合融资和不断递增的国外融资，而后者占银行贷款的比例从1992年的229%上升到2001年的39%。

从年度名义增量来看，从1998年到2000年和2002年到2005年，美国赤字增加的速度比中国顺差增加的速度快得多。最后，通过分析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和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先后顺序，有一点不容忽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一直是对美国收支不平衡作出的反应，并与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为终端、以东亚为中心的国际生产网络的系统性的路线改变有密切关系。

@观察者网最后，本文质疑了这些观点，并从正确理解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全球失衡作出了其他阐释。在求稳定的名义下，南半球经济完全失控了。

@观察者网中国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义的，特别是因为很大一部分外汇储备是国外跨国公司投资的合资企业的利润，很明显，这些是不会返给中国的。罪责就是中国的干预性经济策略以及其可以理解的、但却是错误的疯狂的外汇积累已经成为美国信贷泡沫的重要原因。